“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 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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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作者简介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组成员：林致远、龚敏、王燕武、吴华坤、陈贵富和余长林。林致远，男，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女，云南个旧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燕武，男，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宏观中心副教授；吴华坤，男，福建厦门人，中国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工作人员，经济学博士；陈贵富，男，辽宁本溪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余长林，男，河南信阳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自2006年秋季开始，CQMM课题组每年两次通过举办预测发布会暨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的形式。CQMM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产生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摘要：2021年，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效应的逐步减弱，中国经济修复进程有望提速。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对2021—2022年八个季度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结果显示，中国经济预计将呈现“反弹-趋稳”的态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激发居民消费无疑是中心课题。针对增加公共消费能否引致居民消费的政策模拟显示，在财政支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尽管政府公共消费的增加可以提高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但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次，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式要优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因此，激发居民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而不是将工作重点放在改善消费环境或增加政府公共消费上。

关键词：CQMM；宏观经济预测；政府公共消费；居民消费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年中国经济一波三折，走出“V”型反转的态势。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举措，中国经济动能迅速修复。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6万亿元，实际同比增长2.3%，成为疫情大流行下全球唯一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正在减弱，但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考虑到全球中低端制造业主要布局于亚洲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而其中除中国外，绝大多数要恢复正常的生产供应体系仍需时日。因此，疫情下全球产能向中国转移的现象尚难改变，这意味着当前出口火热的势头仍将延续数月。加上2020年一季度的低基数，预计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将获得高速增长；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或将回归疫情发生前的常态区间。

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意味着疫情期间所采取的逆周期刺激政策将会逐渐淡出，宏观政策有望转弯，但又不会急转弯，其直接原因在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受疫情的冲击尤为严重，因此必须继续从信贷以及减税降费等方面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从根本上说，则是居民消费和收入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并因此成为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一大问题。为此，课题组在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之后，将聚焦于如何激发居民消费这一问题，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能否引致居民消费进行政策模拟，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政策启示。

一、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20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得益于大规模财政及货币刺激举措，美国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萎缩幅度收窄至2.44%，但全年仍萎缩3.50%，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次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1月预测，美国2021年可望走出泥潭，实现5.1%的经济增速，并于2022年实现2.5%的增长。考虑到美国经济2020年的表现已经是在两轮大规模救助行动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需求前后落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平抑，这或将制约美国2021年的经济反弹力度。

欧洲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十分严峻。欧元区2020年GDP增速萎缩6.76%。IMF预测，欧元区2021年经济增速为4.2%，扣除低基数后仍未摆脱疫情拖累，至2022年继续实现3.6%的增长后才能基本回归正轨。不过，进入2021年，欧洲疫苗注射进程因对疫苗安全性的疑虑而有所阻滞，第三波疫情及变异病毒的风险迫使多国再度收紧防控限制措施，欧洲的复苏前景难言明朗。

综合各方信息并结合疫情进程判断，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5.13%和2.89%，而欧元区经济增速为4.03%和3.49%，较IMF 1月预测分别有所上调和下修，并设定相应的季度增速。

2.主要汇率水平

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经济相对较强基本面和相对充裕货币政策空间的支持下，人民币持续升值。课题组结合全球多家跨国金融机构的预测值与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LSTM）的深度学习预测值，对美元指数进行平均组合预测，以此为基础设定未来汇率走向。预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仍将继续下行，至2022年二季度美国货币政策出现正常化苗头后，稳定在6.27左右水平。欧元兑美元汇率方面， 2021年受欧元区基本面及货币政策拖累，预计提升较为缓慢；2022年将加速升值至1.26左右水平。

3.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比较好地对冲了疫情以来宏观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广义货币供应量（M2）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随着经济运行逐步企稳回升，货币政策也逐步回归正常。2021年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会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既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也要避免‘大水漫灌’。坚持‘稳字当头’，保持战略定力，不左不右”。课题组预计，后续信贷投放将保持同比增量稳定、同比增速放缓的步调，以确保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逐步回归正常。分季度看，预计2021年从一季度的9.63%缓慢回落至二、三、四季度的9.40%、9.28%和9.17%。2022年继续回落至8.5%以下。同时，鉴于央行对当前利率水平的定调为“合适”且将继续“保持利率在合适水平”，课题组预计社会融资成本将维持稳定。

（二）2020—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速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表明：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8.60%，比2020年回升6.57个百分点；2022年，经济回归常态，GDP增速预计为5.53%。从季度同比增速看，GDP增速一季度在翘尾效应主导下和出口订单供给替代效应助推下，将达到18.26%的高点；此后随着翘尾效应逐渐平复和供给替代效应消退而逐步回落，特别是四季度可能随着两类效应的逆转暂时回落至长期趋势以下。2022年，经济可望回归正轨，预计全年增速运行在5%的水平之上（见图1）。总体而言，预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反弹-趋稳”的态势，这一过程中，海外订单的阶段性流入和流出将引发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2.投资增速预测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前低后高态势，在一季度触底后，至三季度基本修复。国有及非国有投资增速修复速度不一，国有投资率先反弹，而非国有投资至三季度方始修复，且其修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生产能力遭受破坏导致短期贸易订单转入对中国外向型经济投资需求的提振。模型预测，2021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9.58%，增速比2020年上升9.01个百分点；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望继续反弹至12.82%。分季度看，除一季度因翘尾效应出现较高增幅外，余下季度国有投资预计实现较为稳定的增长，支持经济企稳回升，而非国有投资可能随着海外供应能力修复、短期因“供给替代”而流入的外贸订单转向流出而逐步放缓增长步调（见表1）。

3.消费需求增速预测

2020年，消费需求修复的进程显著慢于投资，这主要源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客观限制；疫情对消费者情绪的长期、拖尾抑制；居民收入修复进程的制约。随着上述制约因素的逐步解除，2021年消费需求可望进一步修复。模型预测，2021年按可比价计算的支出法下居民消费将增长8.77%，增速比2020年提升10.62个百分点；2022年预计居民消费增速可提高至7.79%。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可能达到16.11%，比2020年提升20.52个百分点；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略微回落至10.26%的水平。

分季度看，居民消费整体上呈渐进修复态势，2021年一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在翘尾作用下可能出现接近30%的较高名义增速，随后逐步回落。考虑2020年与2021年两年平均的季度同比增速，至2021年三季度，居民消费基本可以回归长期增长路径。

4.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1）主要价格指标增速预测

2020年下半年，猪肉价格维持相对高位，为新一年的价格增长奠定了较高的基数水平。2021年，在猪肉价格因供给能力提升而从高位逐步回落的基础判断下，食品价格指数预计将会收缩，一定程度上减抵需求修复带来的核心通胀上行，使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增速维持在较低水平。模型预测：2021年，CPI可能上涨0.94%，涨幅比2020年降低1.54个百分点；2022年，基数效应可能令CPI增速回落至-0.70%。季度变化上看，非食品价格指数变动相对平缓，首先随着需求修复逐步升至2%以上水平，再逐步回落至1.2%左右水平；而食品价格指数将在猪肉价格回落的主导下呈现较为强烈的季度波动，并进一步传导至CPI（见图2）。

此外，模型预测：2021年，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预计将增长1.78%，涨幅比2020年提升3.62个百分点；2022年，PPI可能再度转负，下跌0.86%。

（2）进出口增速预测

2020年，海外供应链受损导致相关外需转向中国，以及发达国家需求侧主导的大规模救助政策对消费需求的保护，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逆势提振了中国出口。模型预测，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增速可达14.44%，增速比2020年提升11.26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可望增长15.88%，比2020年提升16.44个百分点。2022年，货物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和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将分别收缩9.16%和11.97%。

展望未来，出口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一是疫情时间差和中国产业链优势产生的“供给替代”效应；二是国外经济基本面修复进程与需求侧刺激政策共同影响的基本需求变动；三是海外市场对中国供应能力信心的进一步巩固；四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生产的分散化布局；五是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走向。基于拜登政府暂不调整自华进口关税的假设，后续外贸增长的波动主要受到供给替代效应消退与海外需求修复的主导。2021年下半年，随着疫苗覆盖面的增长、海外供应能力的恢复，供给替代效应可能逐步趋于消退，而海外需求因前期已经受到数轮以需求侧为主导的大规模救助计划刺激，未必能够呈现出与经济增速回升相匹配的大规模反弹，或使出口增速转负。

二、政策模拟

（一）范畴界定与传导路径

从贡献率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投资。在三大需求中，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4.1%，较2019年提高了65.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为28.0%，也较2019年提升15.4个百分点；而唯有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出现大幅下降，由2019年的58.6%急剧减少到2020年的-22.0%。受此影响，全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下降0.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考虑到消费是投资的最终指向，也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如果消费持续萎靡不振，很可能将会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良好势头。

为促进消费回暖，决策层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社保、取消行政性限购、增加公共消费以引致私人消费、构建消费中心等。这些措施试图从优化消费环境出发，激励消费增长。而在如何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方面，相应的政策举措较少。尽管强调较为中长期的收入分配调整，但缺乏更为直接、短期的提高居民收入措施主张，诸如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降低边际税率、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等。

为了寻求提高居民消费的有效途径，这里考察通过增加公共消费来引致居民消费的效应问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备受决策层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增加公共消费的宏观经济效应特别是其对居民消费进而最终消费的作用仍存在较大争议，甚至对公共消费的定义仍不甚明了。

有鉴于此，课题组先界定公共消费的定义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利用CQMM模型来分析增加公共消费的宏观经济效应。我们将考虑两个层面的政策效应模拟。一是考察增加公共消费的宏观经济效应。我们假定政府公共消费的增加是以政府投资的下降为前提，在此情形下，财政支出总量保持不变，我们所考察的是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二是在前述政策模拟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增加公共消费与提高居民收入的效应差别。我们将做不同政策模拟的情景对比，看看究竟是增加公共消费较为合理，还是将公共消费的合理增加转换为居民收入的直接提升更为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和消费提升。

首先，当前学界对于公共消费的定义仍存在诸多争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公共消费限定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支出，但是否据此就可以忽视社会其他部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出，还未有定论。课题组认为：第一，公共消费的定义不应该被泛化，而应该强调其政府主体属性。第二，如果将公共消费视为居民消费的一部分，那么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的执行主体就应该是居民。为此，增加公共消费与增加居民消费就没有本质差别，不符合决策层对于增加公共消费的提法定位。

据此，课题组将把公共消费的定义界定在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公共支出。同时，为了契合CQMM模型的设定，我们首先以政府财政支出来表征政府公共部门的支出。其次，将政府部门支出区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其中，生产性财政支出将主要作用于国有和私营两大分类投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则进一步区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以科教文卫等支出为主体的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并分别对应政府行政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最后，政府行政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将构成支出法下政府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而最终作用于最终消费的变化。图2呈现了具体的传导路径。

（二）模拟情景设定

1．情景I的设定

从财政支出的构成上看，2007年之后，生产性财政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稳步提升，其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由2007年的0.208持续提高到2015年的0.351。随后数年，基本稳定在0.32—0.33之间的水平。到2020年，该比值才大幅下降为0.295(见图3)。

在此基础上，现假设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自2018年就开始出现如2020年的大幅度下降调整，那么，调整之后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比值在2018—2020年将分别为0.291、0.251和0.214，基本回到2007年时的水平。由于总量财政支出保持不变，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下降，意味着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将上涨。这将会带动政府公共消费进而提升政府消费，从而实现前述第一种政策模拟的结果。事实上，从效应传递的结果看，在调整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之后，2018—2020年，政府公共消费占政府消费的比重将分别较实际值提高0.2%、0.8%和0.9%(见表2)。

综上，情景I的政策模拟假定可描述如下：

情景I：调低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同时保持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不变，以增加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进而提升政府公共消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从绝对数看，在调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比值同时保持财政支出总量不变之后，2018—2020年，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大幅增加4756.8亿元、11636.6亿元和12670.0亿元。而与之对应，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应减少相同的数量。不过，考虑到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在模型中都属于内生变量，其最终的变化还要取决于模型综合作用的结果。

2.情景II的设定

在情景I的基础上，课题组将进一步讨论增加公共消费与提高居民收入的效应差别。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将与情景I中等量减少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转移到居民收入，以激励其增加消费。具体做法是，先将每季度减少的生产性财政支出除以人口总量转换为人均数据，然后再将人均数据附加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新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数据显示，2018—2020年，调整之后的可比价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分别较原有水平提高278.4元、663.1元和696.6元。综上，情景II设定的可描述为：

情景II：将情景I中减少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直接转移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三）模拟结果分析

1.经济增速变化

首先，两种模拟情景下，GDP的增速变化均较基准值出现下降。其中，2018—2020年，情景I的GDP增速分别较基准值下降1.1、1.7和0.9个百分点；情景II的GDP增速分别较基准值下降0.5、1.0和0.8个百分点(见图4)。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减少压低了投资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减速。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大于政府消费，同等数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要超过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造成经济增速下降。

其次，对比情景I和情景II容易看出，情景II的经济增速要快于情景I。2018—2020年，情景II下的GDP增速分别为6.2%、5.0%和1.2%，要高出情景I下的GDP增速0.6、0.7和0.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相比，通过收入再次分配的调整，直接增加对居民收入的转移支付进而提高居民收入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

此外，从趋势上看，2020年两种情景下的GDP增速差异较2018年、2019年明显缩小，这说明提高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在短期内会更优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长期则基本持平。

2.消费增速的变化

第一，两种模拟情景下，可比价居民消费的增速变化出现分化。其中，模拟期内，情景I下的居民消费增速分别较基准值下降1.0、1.5和0.8个百分点；而情景II下的居民消费增速在2018年、2019年分别较基准值提高1.6和1.1个百分点，在2020年则小幅下降0.2个百分点(见图5(a))。可见，在情景I的设定下，政府消费的增加会对居民消费形成替代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居民消费；而情景II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则会较直接地促进居民消费增加。因此，如果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激发居民消费，那么，相对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的“迂回”政策，直接提高居民收入的措施将更有助于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第二，从可比价政府消费看，2018—2020年，情景I下的政府消费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2.3、3.3和0.4个百分点；而情景II下的政府消费增速则基本与基准模拟值持平。其中，2018年，二者增速相等，2019年、2020年，情景II的政府消费增速均要比基准情景下的政府消费增速小幅下降0.2个百分点(见图5(b))。因此，可以看出，情景I的政策实施会更有利于政府消费的提升，而情景II的政策实施则更有利居民消费，模型模拟的结果符合情景设定预期。

第三，在此基础上，结合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看，情景II下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要明显高于情景I和基准模拟下的最终消费占比。2018—2020年，情景II下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分别为55.5%、57.0%和55.4%，分别高出同时期情景I下的最终消费占比0.3、0.6和0.7个百分点，高出基准模拟情景下的最终消费占比0.9、2.1和2.4个百分点(见图6)。因此，综合来看，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相比，提高居民收入将更有助于提升消费之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四，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看，模拟期间内，情景II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3.6%、9.0%和-3.6%，分别比情景I下的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高0.6、1.7和1.4个百分点，较基准模拟情景下的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高0.4、1.0和0.7个百分点(见图7)。容易看出，在情景I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仅没有高于基准模拟值，反而均要低于基准模拟值。这表明，在情景I下，尽管政府消费增速会提高，但由于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不升反降。

第五，从城乡居民消费看，情景I下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均较基准值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情景II下，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则基本上有所提高，再次证实提高居民收入较之增加政府公共消费将更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进一步地，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在情景I下的增速较基准值下降得更快，而在情景II下，其增速反而会较基准值增长得更快(见表3)。这说明，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消费的方式来促进居民消费，会对城镇居民更有利一些，而对农村居民则会挤出得更快。与之对比，提高居民收入会更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加快。

（三）投资增速的变化

受生产性财政支出下降的影响，两种情景模拟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其中，2018—2020年，情景I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分别为1.9%、-0.9%和-2.1%，较基准模拟值下降4.1、6.4和2.7个百分点；情景II下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变化也基本类似(见图8)。

三、结论与建议

课题组利用CQMM模型，对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同时，以2018—2020年为模拟时期样本，考察了政府公共消费增加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直接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效应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首先，在财政支出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公共消费的增加会提高最终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但对居民消费反而存在挤出效应。同时，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减少会导致投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公共消费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能够兼顾最终消费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增长效应。最终消费的比重提高更多是由于GDP的更快下降造成的。

其次，与之相比，提高居民收入尽管也无法完全抵消因投资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减速，但相较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的方式，其对居民消费、最终消费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激励效应更强，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更快。因此，仅从主要消费指标层面，无疑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式要优于增加政府公共消费。

再次，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式来促进居民消费也会更有利于改善和优化总需求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正向激励作用也会更大。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广大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

最后，两种情景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速均出现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是课题组在情景假定中控制了财政支出的总量规模不变，政府消费或居民收入的提高均是以生产性支出的下降为代价的。如果放松这一假设，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或是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全民分红的方式，投资增速未必出现下降，经济增长也不一定因此而出现减速。

综上，模型模拟结果揭示，在当前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要激发居民消费的热情，其根本还应该是放在提高居民收入上，而非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消费环境的改善，或是希冀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消费来引致居民消费。事实上，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前提下，政府消费不仅不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互补效应，反而更可能是对居民消费产生替代效应，进而挤出居民消费。基于此，课题组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的根本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而要增加居民收入，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就业数量，增加困难群体就业机会，增进就业质量，提高工资水平等市场化层面的措施来加以改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增加对个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进一步优化个税改革，降低中间收入群体的税负水平，调整“减税降费”政策作用方向等政府财政和金融层面的措施支持。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专栏，第68-7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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